面對中國政府極權統治，打壓宗教自由，極權是否已臨到香港？10月9日公平點、時代論壇舉辦「極權臨近的香港：思考與回應」講座。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從「香港信徒群體如何自處」為題，挑戰教會在大時代下捍衛公民還是與黑暗結盟。
教會捍衛公民還是與黑暗結盟？
邢福增借用電影《黎明前的黑暗》指，南韓告別極權步向黎明，皆因南韓教會及牧者積極參與，以基督徒角色推動促成南韓政府由極權統治轉型成民主國家。
他並指，香港政府已經步向威權時代直接干預社會各層，包括社會服務、教育等。教會辦學的教育團體董事會來自政府信任的人，他們都傾向親中，政府直接削弱教會辦學團體的自主權。
特首鄭月娥倡議成立宗教事務委員會協助宗教團體辦事，成立政府宗教小組，而宗教小組組員亦擁有特權變為互惠互利。
邢福增直指，「宗教不用政治和政府也可以生存，但倚靠政治和政府就會加速滅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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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更向教會發出挑戰，「香港公民社會多方受政府打壓，教會出來捍衛公民還是與黑暗結盟？」
香港推銷「繁榮安定」 港人「恐共」變「擁共」
邢福增又指，香港教會在政治及社會的時代變局中，受著三種因素糾結一起。
首先來自深層的意識。邢福增指香港推銷「繁榮安定」，自六七暴動後香港教會接受了「繁榮安定」的意識形態，並在九七問題中進一步強化「繁榮穩定」（馬照跑舞照跳），中國早已是奉行資本主義，九七主權移交後，原來的港人由「恐共」變成「擁共」。
他認為弔詭的是：「一國一制的來臨並非中共消滅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以更壟斷更有利於權貴不斷積累資本的強勢，併合加固又同時極化了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削弱民間對壟斷資本擴張（例如各種大白象工程）的抗拒和監督，消滅不斷積累金錢以外的其他價值（例如民主自由）。」
教政靠近 教會依賴政府
另種因素是教會與政府的關係。邢福增從香港歷史分析指，戰後香港教會與政府成為伙伴關係提供社會服務。戰後香港教會急速增長與發展成為社會「實體」，這是受惠於殖民地政府的政策。九七主權移交後，伙伴關係成為教會對政府的體制的依賴，宗教界反而要求特區政府成立宗教事務小組，在政策上扶助宗教發展。
邢福增引用19世紀法國政治社會學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著作《論美國的民主》（On Democracy in America）所說：「宗教與各種政治權力結盟時，只會使自己擔起沉重的結盟任務。宗教不需要依靠政治權力的幫助就能生存，而如果給予政治權力予幫助則會幫致自己走向滅亡。」
教會誤判福音機遇擁抱祖國
第三種因素，在於教會對中國的民族情懷，發展「事工」對中國教會的守望與服事，墮入中國的意識形態、民族愛國主義、中國崛起的迷思陷阱，毫無批判地擁抱「祖國」。邢福增表示親身聽聞教會人士認同中國政府拆十字架，因國內教會太囂張，上帝藉著政府教訓當地教會。
邢福增反指，習近平在2015年中央統戰工作會議重要講話裡說：「信教群眾往往願意聽宗教界人士的話。要努力培養更多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人士。」
因此，邢福增認為「香港宗教界應對中國宗教政策及自由實況作全面認識，特別是批判地檢視中國官方有關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論述，避免讓自己成為中國政策的辯護者。了解中國宗教維權與抗爭的現實與公民社會（宗教自由）的相互交流與充權。」
政權消滅不了教會與宗教
邢福增鼓勵信徒，在極權下持守信念，就是「政權消滅不了教會與宗教。」
他並引用中國當代神學家趙紫宸於1950年7月以《寶貝放在瓦器裡》為題的文章，悲觀地預測中國教會的處境：「在今日中國的社會裡，我們好像不能發生甚麼作用，既不能在制度的改革上發生效率，復不能在流行的思想上引起變化。中國社會好像再也用不著我們與我們所相信的耶穌基督，教會若立刻倒塌了，國家在表面上也見不到甚麼虧闕。」
趙紫宸繼續指：「 不過我深信，上帝仍然有使命交予每一位信徒。這使命就是在『時候到了』，當中國經歷到『人有沒有真實性，世界有沒有歸宿』、『人的價值，意義，歸宿是甚麼』，我們方才有機會揭開我們的瓦器，將寶貝彰顯出來。」
他提醒信徒，「我們今日的責任是堅守是保全，是潛伏著的發展」，要讓中國各地教會，「都有我們與我們的瓦器」。瓦器是「歷史所看不起的，社會所不注意的，不信的人所以為到時必滅的」，但因著「寶貝」，「將來要為我中國人民心靈的榮光」祈求上帝，甚至殉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