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運動」與「六四事件」在中國救國爭取民主歷史裡，是一個關鍵的時刻。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院長邢福增在使命公民運動主辦的「五四一百周年」講座中，反思五四以來的世俗救國路線與基督徒對救國的各種回應。
五四運動 基督徒參與救國
邢福增表示，二十世紀以來基督教已響應五四運動及參與救國，計有《上海基督教聯合會通告全國同教書》，回應國際社會不願意將青島與膠州歸還給戰勝的中國，反而給戰敗國日本，喪權辱國恥辱；也有北京基督徒為國勢危急請願；另外有汕頭基督教學生發起救國聯討會；南京基督徒赴軍民兩署請願，還有中華基督徒愛國團宣言，類似今天基督教團體發聲明書。
對於政治上的救國路線，包括1921年中共成立；1923年孫中山聯俄容共；另有各界提出反帝國主義根本救國等出路。
邢福增指：「連國民黨都接受帝國主義論述，認同中國受西方壓，追求民主自由的迫切性不大，救國要緊。」不過，邢福增認為：「迫切性令問題思考簡單化，將一個問題概括成一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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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如何救國有不同的呼聲，有認為個人與國家都要請救；另有人認為救了人等於救了國家；其他的人認為先救人再救國，或者先救國才能夠人。
至於誰人可以救國？當時政治舞台上出現五個方案：儒家的孔夫子、關小姐（美學）、孫先生（孫中山）與馬先生（馬克思）、基先生（基督教）。
基督教救國四派別
邢福增繼續指，當代基督徒雖然認同基督教是根本救國的出路，但對基督教救國也有不同理解，出現四個基先生。
第一類基先生是拯救靈魂的，即是先救人靈魂，國家就會自然得救，不用特定拯救國家，該批基督徒屬於靈魂拯救者。
第二類是作為人格典範的基先生，認為不一定每個人都要得救，只要每個人都被耶穌人格、犧牲自己的性情感染就可以救，他們代表道德規範的基督教。
第三類是作為社會改革家的基先生，即是社會與群體的問題是公共問題，必需要處理制度，耶穌來是要呼召人改革社會除去不公義，如果用這個角度讀聖經就會看到耶穌是一個社會改革家。
最後一類是作為革命家的基先生，即是推翻現有制度，重新建立天國，用革命手段進行救國。
邢福增表示，「不同基督徒對救國都衍生不同的理解，但基督徒要給探求的問題 在於如何理解基督教的核心信仰，如果認為耶穌是無產階級的基督徒，他們就會用社會主義路線來拯救國家，所以該四類的基督徒都不是太基督教化的。」
救國民主兩難抉擇
在基督徒群體當中對救國還是取爭民主人權都有兩難。邢福增引述趙紫宸與吳耀宗代表兩派不同的看法。
趙紫宸認為，基督徒應該是關心政局忘記自己信仰，還是專心宗教忘記社會國家目前的重要問題呢？
吳耀宗就認為，不論基督徒採取何種行動，至少應當基督教化，基督徒應該和別人相同，對事對人的精神態度應該有特殊點，就是仁愛、和平、喜樂、希望、饒恕、謙卑，「這些基督教的美德，我們與其說是要創造一套特殊的事工，毋寧說是要以基督教的精神去參與一般的事工。」
另有傳教士Leonard M. Outerbridge出版《The Lost Churches of China》指出，「如果宗教只停留在個人層面，它就會完蛋；但如果宗教並非始於個人，它就根本沒有開始。」
邢福增亦引述吳利明對基督徒參與社會事務的看法，吳利明認為，教會向社會提供的方案就是自己的工作，「基督教的社會意義並不在於它能夠為我們提供任何獨特的社會改革途徑，而是在於它對各人在社會參與的過程中，遭遇到的困難所能提供的幫助。」
民主之夢仍未完結
邢福增表示，「基督徒在參與社會運動過程當中會遇到很多張力，面對實踐的時候體會信仰給予我們的支持，並非參與的時候自覺有獨特性，也非基督徒才能救國、是拯救者、是爭取民主的先鋒。」
對於「五四運動」與「六四事件」，邢福增表示，有人指出只有基督教才幫助國家實踐民主，這仍然反映我們獨特的心態，以為基督教才有獨特的救國方案，其他不行。
基督徒才是拯救者？
他回望歷史指出，這些論說是有問題的，「基督徒要思考教會本身是否體驗到民主、基督徒群體是否實踐到民主，如果我們在這方面也未能達至成熟，憑什麼認為惟有基督教才是真正實踐民主的群體呢？這種思想也反映我們怎樣看異己，怎樣學習包容和尊重。」
邢福增重申：「民主是面對不同意見時怎樣去處理，教會內部與基督徒是否體驗、尊重民主精神？當我們討論基督教有否一個救國方案的時候，背後反映一個前設：我有什麼盲點？這值得我們去繼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