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香港中文大學基督教研究中心合辦「基督教與社會」系列講座於2月26日假座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安素堂舉行，是次主題為「港九明燈：香港培靈研經會的誕生及其影響」，講員為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客座教授、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董事會主席李金強。
李金強在會中開首指出，香港培靈研經會為當代華人教會的發展的支柱，並對信徒屬靈生命具有價值，因而以此專題作為研究。他繼而指，培靈會的形成在於一個大時代的背景，就是民國時期中華基督教的復興，而產生因素基於兩個——「跨宗派合一運動的出現」及「非基督教運動」的剌激。
「培靈研經會」發展歷程
他稱培靈會的是一個不分宗派的華人基督教聚會，論到其發展歷程，李金強簡介，首屆培靈會於1927年7月在廣州舉行；1928年8月伸延至香港至今90年；1941年至1945年香港淪陷期間培靈會仍沒有停辦，只是改以夏令會形式低調進行而避過日軍的監視，1946年復會。1947年至1948年國共內戰，培靈會沉寂下來；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共以黨國方式統治教會，將教會放於黨下，連13間由美國創立有基督教背景的大學都撤離，培靈會的角色更為重要，培育信徒靈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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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至1972年，培靈會每年借用九龍城浸信會作為主聚會場地。2003年起沙士疫症蔓延，透過轉播技術，開始在港九和新界設立多個轉播點，更多信徒可在主場以外同步聚會。
跨宗派合一運動的出現
李金強表示，培靈會的創立可追溯至1840鴉片戰爭後，西方傳教士來華傳教，初期以長老會、基督教青年會、播道會為主，但傳教士被視為大舉入侵中華，被官民抗拒。李金強說：「傳教士經過反思，發覺基督教在華人的眼中，是來自不平等的條約，是外來的宗教，得出的結論是要合一、本色化，自立『本色化合一運動』。」
他指出，20世紀初來華的宗派愈來愈多，基督教青年會傳教士穆德（John Mott）、艾廸（George S. Eddly）、華人佈道家丁立美等於1910年召開愛丁堡會議，打破宗派之分謀求合一。
李金強認為合一運動催生大型聚會，致使20年世紀初民國時代出現新景象，「袁世凱都去聽培靈會。艾廸也從中國來香港在上環開佈道會，中華基督教聯會（即今天的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覺得宗派自己不能承擔，聯合一齊做。1927年，成立『培靈研經會』。所以『合一運動』、『大型佈道會』導致『培靈研經會』的成立。」
非基督教運動激發
李金強指出另一個致使培靈會產生的原因是「非基督教運動」的出現，而且與孫中山有關。「非基督教運動是在1920年代興起，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日本藉口對德宣戰，攻佔中國青島和膠濟鐵路全線，控制了山東省，孫中山為了救國實行『聯俄容共』，使共產黨乘時在中國發展，在國內敵對基督教，封鎖基督教學校。」
在此形勢下，當時在國內的三大主流宗派宣道會、基督教青年會、播道會聯合舉辦培靈會以凝聚及牧養信徒，因此「非基督教運動」間接促使培靈會產生。當時有三位牧師被匪幫捉拿，因有一信徒認識匪首而獲釋放。事後他們深感受苦反而要為神傳道，決意辦培靈會。
他表示，三大宗派主張「邊區宣教」，策略乃受其差會的傳教士影響。「以內地會的戴德生為例，他主張宗教不能單靠沿海城市（鴉片戰爭後五口通商的城市），要進入內陸。因此三宗派在70年代來港都進入屋邨建立教會。三宗派到後期來港，再加入浸信會、衛理會的宗派一起舉辦。」
李金強補充，當時的培靈會由中華基督教聯會傳道部舉辦，邀請華人、海外佈道家帶領研經，「1972年間，培靈會在不同堂會舉行，計有高街救恩堂、港九循道會、九龍城浸信會（士他令道及亞皆老街），初時為期16日，後期才改為10日，原先是研經會、講道會及奮興會，講員來自中國的牧者有王明道、趙世光、趙君影，亦有本港的牧者如浸信會的徐松石、唐佑之等。」
「培靈研經會」的意義
李金強認為培靈會其中的意義是中國本色化，「講員透過對聖經的認識再詮釋，讓信仰切合受眾。本色化是信仰經過調適後再詮釋，例如在上一代，信徒被禁止觀賞電影，但今天已有不同。」
李金強更從本色化論教會反中。他強調：「教會反中萬不能，反中等於反耶穌。耶穌沒有反政權，耶穌可以避免肉身被釘死，當時有很多人跟隨祂，但祂沒有這樣做，也沒有憎恨政權。如果我們恨中國，我們有沒有沒去尖沙咀向同胞派福音單張？」他指，從處境上為對方切想，福音就能調適本色化，而本色化為的是令中國人信耶穌，這才最重要。
會中答問時間，被問及培靈會的講員有否屬新派，有否兩派起衝突？李金強表示，20世紀上半葉基督教有新舊派之分，新派即自由派，如基督教青年會、趙紫宸，舊派即福音派，視新派為不信派，而培靈會是福音派的大本營。
有關港九培靈研經會的歷史，李金強與黃彩蓮牧師訪談及撰文出版了《承出，先啟後－港九培靈研經會口述歷史》一書，書中記錄了18位曾參與歷年港九培靈會的信徒和牧者，從個人信仰歷程出發，拼湊出培靈會歷史的軌跡，成為引領當代教會繼續前進的明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