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舉辦的政教關係講座「霧霾下的教會」最後一講於12月7日在九龍城堂舉行，建道神學院副院長（學術）廖炳堂博士從終末及教會牧養向度思考政教關係。
基督徒參社運 傳福音非報仇
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不在於成功與失敗，是一種事奉等同傳福音，基督徒爭取社會公義與非信徒態度上有分別，不是用來復仇。廖炳堂指：「信徒參社運榮耀上帝多於改革社會，這是參與社運的另類動力、盼望、使命。」他用靈修神學角度看：「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有沒有帶神上街呢？」並指2014年佔中時期香港的教會沒有清晰教導，參與社運沒有指引。
廖炳堂以1974年的洛桑大會為例，當年訂下的《洛桑信約》第五條強調基督徒的社會責任，洛桑不是否定基督徒對社會參與，而是怎樣參與。基督教對社運參與分三流派：基要主義離開社會參與、自由主義參與社運等同實踐福音信仰、福音主義在乎兩者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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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關心社會、政治的聖經及神學原則
上帝主權涵蓋人類社會及政治生活，這包含兩重點：社會政治參與但福音使命核心是呼召人歸主；福音宣講不是將人的希望投放在社運，希望在於耶穌。
對於福音信仰對人權、自由、公義及民主的理解，廖炳堂認同基督徒支持民主，因為民主保障人尊嚴，不過基督徒是有條件地支持民主，民主有不同形式如美國與英國亦有其不同特色基，「基督徒是支持民主方向，例如英、美同性戀信徒不會支持，所以在公共領域上發聲都要在基督教基礎上，當然獨裁政體大有機會偏向腐敗基督徒就要發聲。」
從終末論看教會的盼望時候，基督徒參與政治的態度本著政治道德的方案去行，但不要期望套用在政治上改變社會，參政核心在於福音，「上帝在墮落失序的世界所提供的終極出路，不是一套社會政治方案。」
至於基督徒參與政治方式分在個人層面，除了考慮聖經的原則常泛及複雜的社會、政治、經濟帶來的影響，另外每人各有政見立場需互相理解、聆聽、尊重，信徒有些時候期望教會在社會議題給政府政策，但教會不是政黨，信徒不應因政見不同跟教會割席。
以善勝惡 革命代價重
基督徒參與社會運動原則是以善勝惡，在社會發揮信仰的影響力。廖炳堂用5要點來詮釋：第一，以善勝惡是主耶穌的教導和榜樣，彼得抵抗兵丁捉拿耶穌用刀削大祭司僕人耳朵，耶穌斥責：「凡動刀的，必死在刀下。」（馬太福音 26:52）
第二，初期教會受逼迫使徒以善勝惡甚至殉道。第三，不少非基督教學者亦質疑公民抗命使用暴力的道德或成效。第四，近代歷史證明和平抗爭運動是可以成功的，曼德拉在南非爭取廢除種族隔離制度、實現種族和解、消除貧困不公也用和平手法來抗爭。
第五，據《天主教教理3.2.2.5》天主教並不完全否定用武力抵抗政權欺壓，但必須同時具備5個條件：1. 基本權利受到確實嚴重長期的侵犯；2. 已經用盡其他所有的方法；3. 不會引起更惡劣的紛亂；4. 而且有充分理由達致成功；5. 已經看不出有更好解決之道。
有人提出如果政府邪惡用武力推翻又怎樣呢？廖炳堂強調：「武力抗爭帶來很多爭議，但要考慮革命會血流成河代價不菲，而且並非用個人層面去做必須慎思考慮。」
廖炳堂並引用17世紀英國清教教會領袖、神學家理查德·巴克斯特（Richard Baxter）人面對苦難的態度。巴克斯特指，「基督徒雖有苦難但慶幸脫離地獄永苦，更要高舉神的說話和應許；基督徒為世人在地上受苦而難過時，更要為他們靈魂失喪而著急；並且常存盼望與上帝會面的日子漸近，因上帝必伸張公義。」
答問環節：香港教會迎接打壓
會中有人問到，教會如何預備未來的政治打壓？廖炳堂鼓勵會眾多讀中國近代教會歷史作為借鏡。
他認為，信仰根本就是政治迫害開始，使徒時代早期教會受逼迫甚至殉道；耶利米為以色列民祈禱最終都被擄到外邦。他亦從中國教會歷史看到文革前後基督徒人數的增長，1980至1981年代基督徒人數300萬、1990年代後期超過1千萬、今天基督徒人數約5千萬。
廖炳堂表示：「基督徒有心理準備，耶穌不一定給人平順的日子，但是在苦難的日子不等於不能傳福音。」
